“人都有扛不住的时候，我也有。到了后来哪怕明知父亲在家嗷嗷待哺地等我寄钱买药，我手头真没钱感情也开始麻木。这时我母亲的办法就是给我打电报，报文永远是那几个字：‘父病危速归。’那时有人都开始用手机了，我为了省钱甚至没有在家里安一部座机。他们知道不停地给我写信要钱我可以置之不理，但对这种内文的电报我不能什么都不做。既然写信要不到钱就干脆让我回家，只要回家你就不可能不带钱。但他们想错了，没钱就是没钱，后来就连这样的电报打来我的心也淡了。我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他们想必也明白我知道。我接到电报后的反应越来越慢，有时等好几天也不见我到家，会再打来一封来催。我始终没告诉他们的是：我并不是故意怠慢那些电报（有怠慢之心是另一回事），而是在回家前必须向我的同事朋友借到路费和到家后一定要为我父亲治病花掉的钱。
“最后一次被他们用电报催回去是十六年前的夏末，父亲已经油尽灯枯，我的心理和经济承受力都到了极限，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可能随时像一只满是裂纹的瓦罐一样碎掉。这次为了借到回乡的费用我妻子受到她姐姐非常大的羞辱，一直暗暗咬牙陪我度过每一个黑暗日子的她从没有哭过，这次回家将一千块钱放在我面前她关上门躺到床上整整哭了一天。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冒出来——过去不管多难从来没有这样过——为什么他不死？我们在城里的一家眼下也快活不下去了，我母亲身体尚好，只要他——我父亲——不在了，我的日子立马就能过成另一种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