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二十二年，九月，衡阳王义季、南平王铄文帝子。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武帐冈，在建康广莫门外。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十一月，湛之上表告之。晔及熙先、综、仲承祖、许耀并伏诛。免义康及子女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以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遵世，藩第十四子。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大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欲奉义康。直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于是徙义康广州，仍以沈邵行广州事。未行，直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骚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正月，遣赐义康死。
盖义康之事，推波助澜，前后凡二十余年焉。其中范晔谋乱一节，事极可疑。何者？国家不与姻娶，并非当时士大夫所耻。若耻闺庭为人论议，为乱岂足雪之？晔蒙文帝眷顾，不为不深，即与沈演之厚薄稍殊，亦何至深怨，冒险而行赤族之事？
是时之义康，岂易扶翼，况晔意好夙离，迥非刘湛之比邪？王鸣盛言：“熙先说诱蔚宗，晔字。蔚宗始则执意不回，终乃默然不答，其不从显然，反谓其谋逆之意遂定；蔚宗言于上，以义康奸衅已彰，将成乱阶，反谓其欲探时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乃云：武帐冈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为乱，区区文士，欲作寿寂之、姜产之伎俩，是何言与？案《宋书》记此事，但云差互不得发而已。《南史·晔传》则云：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夫当时兵权在耀，耀而欲发，何必请命于晔？此真所谓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史事真相不传者，后人往往以意附会，为之弥缝。看似可信，实则愈离其真。《南史》《北史》所采，固有足补正旧史处，然此等处亦不少，不可不分别观之也。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辩云：今宗室磐石，蕃岳张峙，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又云：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十七史商榷》。案王氏之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