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虽然记载了许多天命鬼神和灾祥之事，但其重人事的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左传》叙史，有并举从天从人之说者。襄公十八年记载：楚国军队攻打郑国，遇到大雨。楚军受冻，很多人死去。晋人议楚军发兵之事。师旷说：“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则指出：“在其君之德也。”师旷以为其所唱之歌北曲强于南曲，董叔以为岁星在西北，断定楚军不胜。叔向则指出，决定战争胜负在于君主之德。《左传》此类记载，当有其深意。在《左传》中，人事与灾祥相附之事，大体上都是得到了验证的。《左传》叙天人之事，显示出一条重要原则即“无证不信”。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凶吉焉在？’（按:指在宋国发生陨石落，六鹢退飞事）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又昭公七年记晋国国君与士文伯关于日食的对话。士文伯告诉晋君，日食之灾为凶，它先降卫国，卫国将死国君；余灾降鲁国，死一个大臣。《左传》并举从天从人之说，亦有其深意。叔兴和士文伯所言之事，都是发生了的。《左传》也有直言人较鬼神更为重要者。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依人而行。”可见，《左传》虽然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然而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仍是以人为起点的，对历史事件的解释立足于人事。这点与《尚书》和《春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